黃應貴，1994，〈從田野工作談人類學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山海文化雙月刊》6: 18-26
人類學已不再徘徊於科學與人文學之間，定位既是科學也是人文學，不但強調研究對象是人本身，更注意到研究對象包括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為主體的關係以及研究者的自我角色。
以參與觀察為主的田野工作，由A. C. Haddon及W. H. R. Rivers等劍橋學派學者在1898年的Torres海峽探險以來。到馬凌諾斯基之時，則更具體「證明」它的科學性與效用，使得長期田野工作在二戰期間成為人類學家收集資料的主要方法，更成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
田野工作之所以能使一位初學者經歷過程而成為一位專業人類學家，自然不因它是「科學的」收集資料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而培養其工作者已具備人類學家應有的能力與視野。使工作者能由異文化的親身經歷，去體會文化差異所造成的文化震撼。其次，經由參與觀察的過程，田野工作很容易讓工作者接觸並了解被研究者的觀點。
第三，由前兩者所產生的比較觀點。人類學所說的比較觀點是複雜的而有不同類型的，一種是透過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或現象，尋求更具普遍性與真實的性質與解釋，如牟斯與K. Polanyi。第二種是如M. Fortes所說的，由一個深入的個案研究中，建構出類似韋伯提出的理想型典範。第三種是由個案研究所具有的批判性策略產生比較的觀點與意義。馬凌諾斯基便是此中高手。第四種是表面上不做任何比較，但實際上，整個民族誌的鋪陳，實隱含研究者自己的文化背景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對話而產生比較的觀點。古典的例子便是R. Hertz。
第四，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可以培養整體的全貌觀。
第五，田野工作可以培養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批判性視野。
田野工作不但重要，也特別注意提供規範的關鍵報導人，以及一般人實際的活動，兩者缺一不可。
八○年代以來的實踐論者而言，他們依方面承認人類與社會文化現象的獨特性而有人的主觀層面，一方面也不否認外在客觀條件的作用，不但重回以參與觀察為主的田野工作，更強調如何經由此方法摸索出人類社會文化現象之知識的新基礎可能性，包括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動過程，均成為其探討收集的對象。人類學已不再徘徊於科學與人文學之間尋求如何超過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而把人類學定位為既是科學也是人文學，不但強調其研究對象是人本身，更注意到研究對象應包括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以及研究者自我的角色等。
這種全面性的田野工作強調多面與深入，不但費時費力，往往更需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建立一種M. F. May稱之為「誓約式」的關係。
在人類學的發展中，最常涉及的問題之一是它與殖民主義的平行發展而被視為「殖民主義之子」所帶來的困擾。有意無意間影響了人類學家對研究主題的選擇而避開最敏感而卻與被研究者最有切身關係的主題。自然也忽略了研究主題對被研究者的適切性以及人類學家對被研究者在道德上應有的「允諾」。另一方面人類學研究成果的「客體化」方式，往往使被研究者無法接近人類學知識，而這種差距往往是加深了殖民統治與被殖民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上述有關殖民主義的問題。在日後的人類學發展歷史中，逐步得到解決，馬凌諾斯基試圖在功能論的架構下從事有關殖民體系下所產生的文化變遷之分析，以解決人類學家研究主題之適切性及允諾性不得其功時，結構馬克思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理論所開展出的研究方向，使殖民主義或殖民史早已成為當年人類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而為解決適切性及允諾等問題而發展出的行動人類學或應用人類學，早已使一部分人類學家直接頭入實際問題的處理中。事實上，古典人類學研究的成果有其知識性上的獨特價值與貢獻。它往往能由被研究者文化的獨特性反思人類社會文化的一般性，而使其具有相當強的批判性與原創性。
七○年代末期到八○年代中期發展的實驗性新民族誌以及書寫文化，提出兩個最主要的質疑與檢討。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人類學民族誌的權威性；第二個問題則涉及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第一個問題，民族誌所呈現的，不只是部份的真理，更是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互為主體所塑造出來的。第二個問題，作者和聲音不會自動授予權威，而是經由這類生產的社會條件與讀者調節而來。人類學民族誌絕不能只是為孤立的文本，而必須置於脈絡中，使得民族誌的特殊再現與豐富的文化、乃至歷史知識相結合。
為避免人類學知識淪為普通知識以及緩和人類學家與被研究者之間不平等關係的惡化，當務之急恐怕只有鼓勵回歸到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了。自然，這樣的田野工作更需足夠的人類學理論與民族誌知識為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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