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摘要與心得

閱讀文獻：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996)，頁147-183

一、前言：

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所呈現的「過去」並非是「全部的過去」，而是選擇性的過去，不是所有人的過去，而是部分人的過去。

二、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中的社會記憶結構

 (一)自傳：對於許多歷史學者而言，自傳包含許多當事人親身經歷的過去，可做為相當可靠的歷史材料。當然，自傳中的確有許多「史實」，或「被修飾的史實」。我們同時也得承認，這些「史實」都是「選擇性的過去」。自傳寫作通常是讀者取向，現實取向的；他不是為作者保留「過去」，而更像是為「讀者」解釋「現實」；寫作的動機，來自於社會給予他的評價(或社會對於他的忽略)。

(二)口述歷史：口述歷史作為史學的一支，它的重要性愈來愈被重視。許多口述歷史學者強調它的「原始性」與「可靠性」。它更與女性主義、地方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結合，被用來建立地方史、婦女史以及社會少數族群的歷史。口述歷史學者努力呈現「過去」的多重聲音，接近「中下層群眾」，較平民化，而傾向於多種媒體(如聲音、影像等)來表現。

(三)人物傳記：傳記寫作主要賴大量已出版或未出版的的文獻資料。將這所有的資料集結起來，以組織與修辭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如此將原本靜態的社會記憶(檔案、文獻)，活化成動態的社會記憶(被閱讀、談論的書籍)。傳記作者容易選擇、忽略或組織各種資料，來支持心中的定見，並不比自傳作者更客觀。傳記作者對傳主的定見，是他選擇、解釋與組織資料的基礎。傳記成為比自傳更強而有力的社會記憶，因為它的觀點被宣稱是「客觀」的。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它選擇性、虛構性的一面，經常被忽略。

我們可將自傳、當代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寫作的出版，作為一種社會回憶活動(social remembering)。

   

三、誰在回憶、誰被回憶

 (一)誰在回憶：在《編目》中所收錄的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著作共有490種(年代範圍為1945-1994，十年為一單位，如1945-1954、1955-1964……等)。這些回憶是以男性為主；女性只佔總數的9.6%。而且，許多女性「回憶者」的主要回憶內容與某一男性有關；1985-1994年，有關個人回憶的出版品，比起前一階段幾乎增長了一倍。

 (二)誰被回憶：台籍人士，只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來才有明顯的增加。政界人士顯然最常被回憶，1975-1994年間，有大量政治人物傳記出版。此期間之前十年，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政治人物傳記出現較多；後十年，則以當代台灣政治人物的傳記為多。另外，兩種在九十年代頗受重視的「記憶」，在本本表中無法顯現出來，那就是：(1)二二八事件親歷者與受害者的記憶；(2)婦女對過去的記憶。這兩者大多不是以「單人專刊」方式出版或是許多工作仍在進行中，所以在本表中無法顯現。

無論在哪一時期，政治人物都是社會上主要的「回憶者」與「被回憶者」。無論在哪一時期，男性與知識分子都是「過去」的主要組織者與詮釋者。非台籍人士者一向掌握台灣主要社會記憶。這些在台灣社會記憶中大量的「非台籍人士」，許多是從未到過台灣的「辛亥革命參與者」。台籍人士的「過去」，在近十年來愈來愈受社會的重視。這也反映這十年來台灣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本土化的成果；1975之後，愈來愈多財經界領導人物的「過去」被回憶。顯然，台灣社會藉著這些人的過去，來詮釋台灣的經濟奇蹟。一些在「心靈與精神」方面工作的人，也受到社會普遍的重視。近十年來文學、藝術、宗教界人士的「過去」，成為相當受重視的社會記憶，即反映此一現象。

    

四、那些主題被回憶

在政治人物的傳記及自傳中，最常出現的主題便是有關「辛亥革命」的記憶。對於「中華民國」這一群體來說，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起源記憶」；台灣近年來，尤其在重要選舉之前，各種自傳、傳記大量出現，都顯示「社會記憶」是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與詮釋的主要戰場之一；在某種主觀評價上，我們也能發現起源的魔力，許多特定職業群體的傳記傳主、口述歷史受訪者，被冠上「台灣第一位…」或「中國第一位…」，或被稱為「某某之父」。凡此種種，皆以起源創造一個傳統，以凝聚一個群體。我們也應注意，當一個「起源」被創造，許多舊傳統與人物也同時被切斷及遺忘。

五、個人記憶、社會記憶與社會本質

當個人作為某群體的一分子，與外在世界的個人與群體互動時，透過這心理構圖的回憶(remembering)，個人得以建立其社會認同體系；我們必需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從社會記憶的觀點，我們所謂的「社會」究竟有那些特質？或者說，從社會記憶研究中，我們是否能更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自傳、傳記、口述歷史的書寫與出版流傳顯示，社會中每一個人都不願自己被忽略，或不願自己所屬的群體被忽略。

    

六、結論：誰的歷史？

對於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標準歷史」，我們都可以問：那是誰的歷史？以中國正史而言，可以說，那是漢人的歷史，男人的歷史，統治階層的歷史，士人階層的歷史；我們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看待人物傳記、自傳與口述歷史。首先，在「過去事實」層面上，這三種資料都告訴我們一些過去的事實，等待我們去探索。其次，在社會記憶的層面，人物傳記、自傳與口述歷史都可以被作為一種社會記憶。第三，在社會道德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層面，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的作者，能透過這兩種寫作方式為社會創造新的「記憶」，位受迫害、被忽略的社會人群爭取他們應得的注意、尊重與社會福利。

學者可以思考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什麼樣的歷史(或傳記)寫作有助於達成這樣的社會。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人類社會記憶的本質，那麼，我們永遠難以撥開層層偽裝以發掘「過去事實」。甚至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資源競爭或支持另一種社會剝削關係；口述歷史本身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在傳統史學之外，口述歷史能為史學做些什麼？一方面，有些人的「過去」常被社會忽略，他們是少數族群、婦女、勞工、鄉間平民、低教育程度者或文盲；將口述歷史只當作是「恢復過去史實」的工具，顯然過於低估了口述歷史的研究價值。或者願意去探觸一個更廣大範疇中被扭曲、遺忘、重建的「過去」？口述歷史提供我們的是一種「社會記憶」或「活的歷史」。因此，研究當代的人如何在社會中選擇、扭曲、遺忘「過去」，可能給歷史學者依些啟發：所有的史料都可當做一種｢社會記憶遺存｣。

心得：

頁159註14提到「印刷不多的書，因政治理由被查禁的書，與大量只存於檔案為出版的書，都不見於《編目》……這樣的缺漏也顯示社會記憶的「失憶」功能。這些缺漏《編目》中的書所做的相關統計，來分析它反應的社會記憶結構，是有其記憶的。」感覺很會將缺點自圓其說。

頁163註19提到未將孫中山與蔣中正的傳記列入，因為數量過於浩繁，會影響、扭曲統計的意義。這點現象也十分有趣，值得探究背後的意義。而如果放在近期的出版品統計，可能又是不同樣貌。

頁164表五顯示的1985-1994所出版的政治人物傳記最多。推測跟選舉宣傳不無關係，過去在出版業時，得知只要花點錢，出版社就能幫你出自傳甚至提供寫手，尤其是政治人物每到選舉前，這方面的需求量特別多。

頁165提到的「非台籍人士者一向掌握台灣主要社會記憶。」如今在透過教育以及本土化加深的影響下，現在應該與本文的當時的狀況有所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