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摘要與心得

閱讀文獻：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34：3(1996)，頁147-183

一、前言：

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社會記憶」，所呈現的「過去」並非是「全部的過去」，而是選擇性的過去，不是所有人的過去，而是部分人的過去。

二、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中的社會記憶結構

 (一)自傳：對於許多歷史學者而言，自傳包含許多當事人親身經歷的過去，可做為相當可靠的歷史材料。當然，自傳中的確有許多「史實」，或「被修飾的史實」。我們同時也得承認，這些「史實」都是「選擇性的過去」。自傳寫作通常是讀者取向，現實取向的；他不是為作者保留「過去」，而更像是為「讀者」解釋「現實」；寫作的動機，來自於社會給予他的評價(或社會對於他的忽略)。

(二)口述歷史：口述歷史作為史學的一支，它的重要性愈來愈被重視。許多口述歷史學者強調它的「原始性」與「可靠性」。它更與女性主義、地方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結合，被用來建立地方史、婦女史以及社會少數族群的歷史。口述歷史學者努力呈現「過去」的多重聲音，接近「中下層群眾」，較平民化，而傾向於多種媒體(如聲音、影像等)來表現。

(三)人物傳記：傳記寫作主要賴大量已出版或未出版的的文獻資料。將這所有的資料集結起來，以組織與修辭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如此將原本靜態的社會記憶(檔案、文獻)，活化成動態的社會記憶(被閱讀、談論的書籍)。傳記作者容易選擇、忽略或組織各種資料，來支持心中的定見，並不比自傳作者更客觀。傳記作者對傳主的定見，是他選擇、解釋與組織資料的基礎。傳記成為比自傳更強而有力的社會記憶，因為它的觀點被宣稱是「客觀」的。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它選擇性、虛構性的一面，經常被忽略。

我們可將自傳、當代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寫作的出版，作為一種社會回憶活動(social remembering)。

   

三、誰在回憶、誰被回憶

 (一)誰在回憶：在《編目》中所收錄的自傳、回憶錄與口述歷史著作共有490種(年代範圍為1945-1994，十年為一單位，如1945-1954、1955-1964……等)。這些回憶是以男性為主；女性只佔總數的9.6%。而且，許多女性「回憶者」的主要回憶內容與某一男性有關；1985-1994年，有關個人回憶的出版品，比起前一階段幾乎增長了一倍。

 (二)誰被回憶：台籍人士，只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來才有明顯的增加。政界人士顯然最常被回憶，1975-1994年間，有大量政治人物傳記出版。此期間之前十年，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政治人物傳記出現較多；後十年，則以當代台灣政治人物的傳記為多。另外，兩種在九十年代頗受重視的「記憶」，在本本表中無法顯現出來，那就是：(1)二二八事件親歷者與受害者的記憶；(2)婦女對過去的記憶。這兩者大多不是以「單人專刊」方式出版或是許多工作仍在進行中，所以在本表中無法顯現。

無論在哪一時期，政治人物都是社會上主要的「回憶者」與「被回憶者」。無論在哪一時期，男性與知識分子都是「過去」的主要組織者與詮釋者。非台籍人士者一向掌握台灣主要社會記憶。這些在台灣社會記憶中大量的「非台籍人士」，許多是從未到過台灣的「辛亥革命參與者」。台籍人士的「過去」，在近十年來愈來愈受社會的重視。這也反映這十年來台灣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本土化的成果；1975之後，愈來愈多財經界領導人物的「過去」被回憶。顯然，台灣社會藉著這些人的過去，來詮釋台灣的經濟奇蹟。一些在「心靈與精神」方面工作的人，也受到社會普遍的重視。近十年來文學、藝術、宗教界人士的「過去」，成為相當受重視的社會記憶，即反映此一現象。

    

四、那些主題被回憶

在政治人物的傳記及自傳中，最常出現的主題便是有關「辛亥革命」的記憶。對於「中華民國」這一群體來說，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起源記憶」；台灣近年來，尤其在重要選舉之前，各種自傳、傳記大量出現，都顯示「社會記憶」是對社會現實的理解與詮釋的主要戰場之一；在某種主觀評價上，我們也能發現起源的魔力，許多特定職業群體的傳記傳主、口述歷史受訪者，被冠上「台灣第一位…」或「中國第一位…」，或被稱為「某某之父」。凡此種種，皆以起源創造一個傳統，以凝聚一個群體。我們也應注意，當一個「起源」被創造，許多舊傳統與人物也同時被切斷及遺忘。

五、個人記憶、社會記憶與社會本質

當個人作為某群體的一分子，與外在世界的個人與群體互動時，透過這心理構圖的回憶(remembering)，個人得以建立其社會認同體系；我們必需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從社會記憶的觀點，我們所謂的「社會」究竟有那些特質？或者說，從社會記憶研究中，我們是否能更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自傳、傳記、口述歷史的書寫與出版流傳顯示，社會中每一個人都不願自己被忽略，或不願自己所屬的群體被忽略。

    

六、結論：誰的歷史？

對於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標準歷史」，我們都可以問：那是誰的歷史？以中國正史而言，可以說，那是漢人的歷史，男人的歷史，統治階層的歷史，士人階層的歷史；我們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看待人物傳記、自傳與口述歷史。首先，在「過去事實」層面上，這三種資料都告訴我們一些過去的事實，等待我們去探索。其次，在社會記憶的層面，人物傳記、自傳與口述歷史都可以被作為一種社會記憶。第三，在社會道德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層面，人物傳記與口述歷史的作者，能透過這兩種寫作方式為社會創造新的「記憶」，位受迫害、被忽略的社會人群爭取他們應得的注意、尊重與社會福利。

學者可以思考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什麼樣的歷史(或傳記)寫作有助於達成這樣的社會。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我們不深入了解人類社會記憶的本質，那麼，我們永遠難以撥開層層偽裝以發掘「過去事實」。甚至可能導致更嚴重的社會資源競爭或支持另一種社會剝削關係；口述歷史本身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在傳統史學之外，口述歷史能為史學做些什麼？一方面，有些人的「過去」常被社會忽略，他們是少數族群、婦女、勞工、鄉間平民、低教育程度者或文盲；將口述歷史只當作是「恢復過去史實」的工具，顯然過於低估了口述歷史的研究價值。或者願意去探觸一個更廣大範疇中被扭曲、遺忘、重建的「過去」？口述歷史提供我們的是一種「社會記憶」或「活的歷史」。因此，研究當代的人如何在社會中選擇、扭曲、遺忘「過去」，可能給歷史學者依些啟發：所有的史料都可當做一種｢社會記憶遺存｣。

心得：

頁159註14提到「印刷不多的書，因政治理由被查禁的書，與大量只存於檔案為出版的書，都不見於《編目》……這樣的缺漏也顯示社會記憶的「失憶」功能。這些缺漏《編目》中的書所做的相關統計，來分析它反應的社會記憶結構，是有其記憶的。」感覺很會將缺點自圓其說。

頁163註19提到未將孫中山與蔣中正的傳記列入，因為數量過於浩繁，會影響、扭曲統計的意義。這點現象也十分有趣，值得探究背後的意義。而如果放在近期的出版品統計，可能又是不同樣貌。

頁164表五顯示的1985-1994所出版的政治人物傳記最多。推測跟選舉宣傳不無關係，過去在出版業時，得知只要花點錢，出版社就能幫你出自傳甚至提供寫手，尤其是政治人物每到選舉前，這方面的需求量特別多。

頁165提到的「非台籍人士者一向掌握台灣主要社會記憶。」如今在透過教育以及本土化加深的影響下，現在應該與本文的當時的狀況有所翻轉。

文化與社會創新學程碩班第一天：田野調查與實務第一週-有挑戰性

13號開學，14號正式要上課，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多半源自於大學學長讀過碩班現正讀博班學長的提點以及獨立書店邊譜老闆的過來人經驗談)，研究所課業有非常繁重，尤其是選修多門會搞死自己的「恐嚇」之下，原本想盡量修修滿為止的野望，暫且被澆熄了。不過選課時還是把碩一的課都先選滿，無論是文物組或是社會創新組的課，等聽過一兩輪後，9/22-23還可最後退選。

今天上的課是【田野調查與實務】由兩位老師陳玉苹與王志宇老師上課，陳老師會以人類學的角度先上前半學期的課，王志宇老師會以歷史學的角度來上後半課程。所以今天先碰到面的是陳玉苹老師，老師是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畢業，主要專業領域在：社會文化人類學、經濟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殖民研究、台灣與大洋洲南島語族文化。「曾在卑南族知本部落和太平洋群島的帛琉進行人類學田野調查，對於人類如何在不同的處境中發展出生存智慧感到好奇，因此關注的議題為經濟、物質文化、歷史、全球化對地方的影響等。」(截自來自網站「芭樂人類學」的介紹)

而搜尋老師資料時，剛好看到她在《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網站(部落格？)發表的文章〈「在這裡團結起來」：光電爭議中的卡大地布部落〉裡面提到

「實際上，部落內部成員對於部落的發展有不同的願景，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因為時間的壓力，必須被迫在很短的時間內針對縣政府與廠商所給予的未來（有限而單一的）藍圖進行投票，而並沒有充分執行諮商同意辦法中的「諮商」的部分。因此部落內部不同的意見很快的在過程中被對立化，彼此雖然都有努力表達意見，但因為立場對立化之後，很多中間的可能性無法被談開，形成越演越烈的衝突。如同歐蜜牧師所言，「在沒有恢復積極性治理土地權利之前，原住民族基本法賦予原住民族土地一個消極性但是作用強大的防衛武器，就是所謂的諮商同意權，如果能有效運用，未嘗不是守護土地的重要法律工具，然而，在在中央、地方政府及開發利益者聯手的狀況下，此項法定權利仍處於被各目的事業行政架空的狀態。」（歐蜜.偉浪2018:73）。而在知本的案例中，因為倉促的操作與粗糙的投票設計，導致原本部落內部的五五波的意見整個對立陷入僵局。」這些衝突與不理解讓我想到前一陣子讀的心理學大師卡爾˙羅哲思《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這對心理治療的觀點》，書中也有提到團體與團體之間面對衝突、誤解，要如何來溝通化解。他所提到結論的主要是在第17章「溝通失敗的處理--個人之間，團體之間」，頁391提到：

「...以我們目前所有的知識與經驗而言，是有辦法避免的。我所提議的解決方法是，創造出一種情境，在其中讓各方的人都能以他方的觀點來瞭解該方的人。在實際進行時，可設一個催化者，這個人願意以同理心去了解兩方觀點，而他就以這輔導者的腳色來引導雙方的人進一步相互瞭解。

這個程序有幾個重要的特點。程序可以由一方人發起而不必看另一方人是否已有準備；也可以由中立的第三方來發起--假如他能得到其中一方些微的合作，要起頭就更容易了。

這個解決程序可以處理的是不誠懇的態度、防衛性的誇張、欺騙、『虛偽的表面』等等問題，而這些都是失敗的溝通所共有的特徵。當雙方的人都發現，此程序中唯一的目的是要瞭解，而不是要判決時，他們會以驚人的速度撤除防衛性的扭曲觀點。

這個解決之道可以穩定而迅速地引導參與溝通的人發現真相何在，也對各種溝通障礙作出合理而客觀的衡量。若有一方開始撤除一些防衛性的話，另一方面也會跟著撤掉更多的防衛性，因此他們會更挨近真相。」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可能的解法，不過應該這兩方人士都不曉得這類的溝通法，所以卡關、衝突不斷。

剛開始老師帶領我們先自我介紹，輪到我時，還因為有些技術問題，造成回音很大，沒說到什麼話就請老師先跳下一位，有點尷尬。老師大致上講了這門課要學什麼東西，接著就帶領我們看每周的要讀書、報告、提問的進度，並且一本本介紹要讀的書目，這就花去大部分的時間，一開始是入門，讀得書比較簡單，後面難度就越來越高，看了確實令人有些卻步。有年紀較長且事務繁忙的同學就跟老師反映怕會跟不上進度，老師也說會再調整，畢竟還是有彈性的，有種小確幸的感覺。也提到幾本經典的教科書，如陳向明《社會科學質的研究》，〈第五章〉，類似於101教戰守則。Fetterman, David〈走出資料森林：分析〉，《民族誌學》；這次上課鐘，也接觸到好幾個不懂的單詞，如Seminar(這意味著參與課堂的學生必須閱讀每週的讀物，並透過課堂的討論來發展你自身閱讀指定讀物後的想法。每堂課由兩位同學負責進行報告，由一位同學進行提問。)的上課方式，還有「全貌觀」、「文化視盲」...等。

老師每周的課程表都講解了完後，就進入「研究生的閱讀書寫：」每次上課如何對上課內容的閱讀做摘要和Critical essay、以及提問的部分。摘要Reading notes要包含：

「o每一篇文文章的主要論點

o簡短的針對這個論點的評論。

o任何你覺得有趣的、挑戰你既有想法，或者有困惑的論述。

o其他你對此議題的補充知識。

o在結論時討論這些文章的立場如何衝突對立或如何相關，以及這些文章如何回應此週主題。」

Critical essay要包含：

「寫2-3頁的批判式短文（critical essay）。批判式的短文不是單純的讀物摘要，而是帶有你自己的問題意識、研究興趣為引導的學術短文。透過問題意識與研究興趣的引導，從你的視角來重新組合（framing）這些讀物中的理論或個案，討論讀物中呈現的議題，並加上自己的看法來推進這個爭論。」

Guilding Question:

「研究應該由你對於這個議題的研究興趣來引導，藉以組織以下的想法：你對文本的理解，其他研究者的意見，你的研究的概念對象。透過這個方式來發展你的問題（所以這就不是一兩句可以表達的問題，而是需要說明你的理解、材料以支撐你的問題），並與報告同學對話。」

接著更整體而言來解說「學術寫作的要求」：

「書寫就是思考，寫一個研究短文一定是批判性思考，而不是材料的堆砌。同時這也是發展你個人想法的機會。書寫的過程會強迫我們去清楚的發展這些概念，把一些片段的想法組織起來，以及發覺自己還不知道怎麼述說或表達的想法，並將這些透過書寫整理與整合在文字中。你需要自我檢視：我真的這麼想嗎？這是最適切地表達我的想法的方式嗎？這些不同的觀點之間我是不是用邏輯性的方式將之串連起來？這些觀點的串接是否有帶出我想要思考的問題？」

最後老師請同學認領閱讀摘要和提問，我自告奮勇的選了絕版書Keesing基辛的《文化人類學》第一章〈人類學研究法〉，上完課後就到拍賣網買了一本。

聽完三小時的課，儘管中間每隔一小時就休息十分鐘，感覺還是有種虛脫無力感，可能是睡眠不足，也可能是課程有一定難度。不過聽完後，對人類學更有興趣了。也所幸下周遇到中秋連假，準備時間還有兩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