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七零年代，母親是中文系，所以比較愛看書，從小也擅長寫作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話，我一定曾經寫進論說文中。國、高中時，還為了《河殤》、天安門或紅衛兵走遍全中國的小說感動過。對我而言，蔣經國死亡和天安門事件，都是我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就像甘乃迪或蔣中正死亡對有些人的意義一樣。然而，處在學校的環境中，對於八零年代台灣社會的變動，身為國高中生的我，其實沒什麼感覺。當時的新聞醜化了異議人士，我大概也不曾懷疑。換句話說，在進大學之前，我是個被教育體制規訓得很好的學生——至少在「中國」的觀念上。
進入大學後，我眼界大開，對中國文史反而沒有興趣。最吸引我的是哲學和社會科學，如果要唸歷史，也是要唸外國史、或史學理論。我後來回顧這個過程，我的興趣轉移其實是台灣文化史的縮影：中國化與西方化（美國化）兩大主流，台灣還是微不足道的東西。我唸大學時，不算是乖學生，抗議示威、混社團的時間比上課多，但就算是像我這樣的人（基本上就是反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要去「認識台灣」。就價值的位階而言，西方高於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尾巴。我後來才明白，這可能是台灣文化史上在過去五十年來最根深蒂固的想法，而我身處於環境中，也被潛移默化了。我個人的例子也許不足於反映全局，但我想強調，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學院可能是中國化與西方化的大本營。眾所皆知，人文系所從戰後以來以中國文史哲研究為主體；社會科學則和美國學術關係密切。台灣研究只不過是從這兩大系統的夾縫中求生存而成長。而這對一代又一代的學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我在這裏舉出中國、西方和台灣，並不是要去強調他們之間的排擠效應。這固然是事實，也是已經既成的事實。我想說的是，我日後讀到一些嬰兒潮世代學者的文章時，他們也都有類似的感慨，即他們嫻熟西方或中國，但對台灣十分陌生。這種陌生不只是日治時代的陌生，而是連戰後都不了解。這種陌生也不是普通意義的陌生，而是對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台灣過去這五十年、一百年的發展，究竟為何，竟然都不清楚。他們發現，年輕一代的學子也是如此，因為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西方。
我曾經跟著很多人一樣，讀理論、讀翻譯書、讀英文原典，去學德文、法文。但往往是事倍功半。就以韋伯為例好了，我想說說自己的反省。我很懷疑有多少人讀得懂韋伯。試問：韋伯的論文是寫給什麼樣的讀者？當時的讀者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程度？要讀懂韋伯，要了解歐洲中古以來多少複雜的歷史背景？（韋伯熱在台灣文化史上的意義又是一個可以檢討的問題。）如果我今天拿出一篇討論漢代簡帛的論文，我相信除非是專家，否則一般大學生、研究生也幾乎搞不懂。這只是個歷史系學生的想法，也許社會學或其他學科的讀法、觀點和重點不同，有學科內部自成一套的教學方法。但我想說的是，假如有一位大學生、研究生，只是想要增加人文社會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常識，他在西方化的文化主流影響下，其實很容易事倍功半，因為台灣缺乏相應的條件。
過了很多年，我慢慢了認識台灣，我也更重視台灣在過去五十年培養出來的學者的論文。我不會妄想直接去讀西方的東西，我更希望能藉助這些學者的思考，來幫助我擴大認知的範圍，因為他們也是台灣努力的痕跡。從這一點來看，杜正勝先生的同心圓理論並非沒有道理，踏實地從自己腳下、身邊推展出去。過去半世紀以來，台灣文化史最可怕的一點是「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所以並不是要「去中國化」，但一定要「去中國中心化」。何謂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台灣作為戰前被殖民的地方，從被日本殖民解放出來，立刻受到國民黨政府統治，嫁接了一套「華夏中原」的天朝、上國與正統觀念。在這套觀念下，在戒嚴時代，台灣作為「中國」，自以為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我們可以代表「東方」。就是這種觀念讓台灣陷入了虛妄的自大，忘記自已是個歐亞大陸的邊陲離島、忘記自己從十七世紀以來的歷史，忘記自己本來只是戰前被殖民的地區。而且稍微了解中國文史哲的人，都會明白中國文史哲中潛藏的那種歧視他者與自傲自尊的文化心態。這才是台灣漢人飽受「國族主義」批判（對原住民、對東南亞）的深刻根源。有些社會學者只會挪用「國族主義」的標籤而已。
台灣的發展固然已經脫離了第三世界的水平，經歷了劇烈的現代化與西化，過去五十年國民黨的中國化主流教育的影響也極其深刻，中國文化確實也是世界文明中的可貴資產。然而對台灣來說，這一切文化的資源都必須批判地繼承。在杜正勝先生這個世代的學者中，有不少是從小學習中國的文史哲，長大以此為專業，他們從八零年代以來經歷了深刻的反省，才回頭認識自己的環境與過去。他只不過是其中一位而已，只是因緣際會，他有了許多從事改革、批判和發言的機會。雖然，我不認為台灣從解嚴以來，社會上的「認錯」（批判戒嚴）就全部都是可取的，有些人堅持奇特的理想始終不懈（如陳映真），也頗讓我敬佩。但這些批判、反省的學者是台灣可貴的知識資產。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請問台灣有「泛藍」的「學者」嗎？假如真的有，他們的思考與批判能力，讓後人敬佩嗎？我認為國民黨最嚴重的問題就在於從不重視思想，馬英九的台灣論述之低劣無與倫比，居然還停留在國民黨戒嚴時代的羅福星、劉銘傳，漠視二十年多少人的研究成果。國民黨的落後其影響之大有兩個方面，一，無法產生真正有力的論述和民進黨對話，使得民進黨也墮落了，不重視從學界援引資源和助力。二，對於國民黨統治中國與台灣的這兩段歷史，提不出合理的歷史解釋。其結果一方面使得我們對過去五十年的認識，仍然偏重「戒嚴」時代，但台灣的政治發展不是只有戒嚴而已。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落敗、被拋棄的政權，對於自己在中國大陸的歷史無法創造出一套令人尊敬的論述、歷史解釋和說法。連帶使得被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也光采不起來。就這一點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在台灣的教學，其重要性與危機之大，令人擔憂。就算我們願意接納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接納國民黨在中國的歷史，接納這個外來的、殖民的政權（這根本就是很多學者的共識）如今已經本土化（至少在李登輝先生執掌的年代）了，那也要給後代一個說得過去的歷史。如今，中國、日本和歐美都有自己解釋中國近現代史的立場，那台灣的觀點究竟是什麼？這才是台灣的中國近現代史最重要的課題。否則，要怎麼教導下一代？
最後，回到台大歷史系。我記得杜正勝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戒嚴時台大歷史系有反抗威權的人，但解嚴後轉趨於保守。相形之下，我倒覺得其他學校的歷史系越來越有自己的特色和發展方向。這未嘗不是好事，隨著台灣各地的歷史系所的師資提昇、水準提高，我們國家的歷史知識的水平也會提昇。至於台大歷史系，就讓它繼續消耗前人努力建立的聲譽好了。
至於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就我很片面的了解（不敢說很有把握），我認為這個課綱是一群嬰兒潮世代歷史學者努力的成果。他們之間的立場、意見並不盡然完全一致，但畢竟是他們磋商妥協後的成果，也花費了非常多的心力。這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情，能夠消除歧見、共同合作，為台灣的歷史教育定出未來的方向。我自己偶然接觸過一些中學教師，我也反省自己歷史教育的經驗，我可以了解中文系、歷史系，除非特別著重台灣，否則很容易產生比較強的中國化傾向，甚至保守的傾向。但是我們活在臺灣，本來就是面對著內外艱困的世局，面對改革、面對變動，學習去了解、反省和批判，對任何人來說本來就是不容易的事，甚至是內心的煎熬。我們只能期望我們的國家、社會，能夠勇敢地面對過去，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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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文章，
回覆刪除再深一些會更好！
( 偶是不是太臭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