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2日 星期五

「轉載」從歷史教科書想起

這是時光灰滅黑米「從歷史教科書想起」書籤的留言,
經過作者同意轉載。
++++++++++
時光灰滅時光灰滅: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對新聞很敏感,不免動了一些情緒。由於我沒有部落格,藉這則新聞發表一點想法。若有人願意轉載,歡迎流傳,但請勿刪節。關於中國時報的政治意圖以及這幾則新聞的品質如何,我想路人皆知,我也不必多說。由於其中事涉台大歷史系,不免讓我有些感慨。話說從頭,可能得從我小時候說起。

我出生於七零年代,母親是中文系,所以比較愛看書,從小也擅長寫作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話,我一定曾經寫進論說文中。國、高中時,還為了《河殤》、天安門或紅衛兵走遍全中國的小說感動過。對我而言,蔣經國死亡和天安門事件,都是我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就像甘乃迪或蔣中正死亡對有些人的意義一樣。然而,處在學校的環境中,對於八零年代台灣社會的變動,身為國高中生的我,其實沒什麼感覺。當時的新聞醜化了異議人士,我大概也不曾懷疑。換句話說,在進大學之前,我是個被教育體制規訓得很好的學生——至少在「中國」的觀念上。

進入大學後,我眼界大開,對中國文史反而沒有興趣。最吸引我的是哲學和社會科學,如果要唸歷史,也是要唸外國史、或史學理論。我後來回顧這個過程,我的興趣轉移其實是台灣文化史的縮影:中國化與西方化(美國化)兩大主流,台灣還是微不足道的東西。我唸大學時,不算是乖學生,抗議示威、混社團的時間比上課多,但就算是像我這樣的人(基本上就是反對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要去「認識台灣」。就價值的位階而言,西方高於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尾巴。我後來才明白,這可能是台灣文化史上在過去五十年來最根深蒂固的想法,而我身處於環境中,也被潛移默化了。我個人的例子也許不足於反映全局,但我想強調,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學院可能是中國化與西方化的大本營。眾所皆知,人文系所從戰後以來以中國文史哲研究為主體;社會科學則和美國學術關係密切。台灣研究只不過是從這兩大系統的夾縫中求生存而成長。而這對一代又一代的學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我在這裏舉出中國、西方和台灣,並不是要去強調他們之間的排擠效應。這固然是事實,也是已經既成的事實。我想說的是,我日後讀到一些嬰兒潮世代學者的文章時,他們也都有類似的感慨,即他們嫻熟西方或中國,但對台灣十分陌生。這種陌生不只是日治時代的陌生,而是連戰後都不了解。這種陌生也不是普通意義的陌生,而是對於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台灣過去這五十年、一百年的發展,究竟為何,竟然都不清楚。他們發現,年輕一代的學子也是如此,因為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西方。

我曾經跟著很多人一樣,讀理論、讀翻譯書、讀英文原典,去學德文、法文。但往往是事倍功半。就以韋伯為例好了,我想說說自己的反省。我很懷疑有多少人讀得懂韋伯。試問:韋伯的論文是寫給什麼樣的讀者?當時的讀者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程度?要讀懂韋伯,要了解歐洲中古以來多少複雜的歷史背景?(韋伯熱在台灣文化史上的意義又是一個可以檢討的問題。)如果我今天拿出一篇討論漢代簡帛的論文,我相信除非是專家,否則一般大學生、研究生也幾乎搞不懂。這只是個歷史系學生的想法,也許社會學或其他學科的讀法、觀點和重點不同,有學科內部自成一套的教學方法。但我想說的是,假如有一位大學生、研究生,只是想要增加人文社會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常識,他在西方化的文化主流影響下,其實很容易事倍功半,因為台灣缺乏相應的條件。

過了很多年,我慢慢了認識台灣,我也更重視台灣在過去五十年培養出來的學者的論文。我不會妄想直接去讀西方的東西,我更希望能藉助這些學者的思考,來幫助我擴大認知的範圍,因為他們也是台灣努力的痕跡。從這一點來看,杜正勝先生的同心圓理論並非沒有道理,踏實地從自己腳下、身邊推展出去。過去半世紀以來,台灣文化史最可怕的一點是「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所以並不是要「去中國化」,但一定要「去中國中心化」。何謂把自己當作中國的中心?台灣作為戰前被殖民的地方,從被日本殖民解放出來,立刻受到國民黨政府統治,嫁接了一套「華夏中原」的天朝、上國與正統觀念。在這套觀念下,在戒嚴時代,台灣作為「中國」,自以為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因為我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我們可以代表「東方」。就是這種觀念讓台灣陷入了虛妄的自大,忘記自已是個歐亞大陸的邊陲離島、忘記自己從十七世紀以來的歷史,忘記自己本來只是戰前被殖民的地區。而且稍微了解中國文史哲的人,都會明白中國文史哲中潛藏的那種歧視他者與自傲自尊的文化心態。這才是台灣漢人飽受「國族主義」批判(對原住民、對東南亞)的深刻根源。有些社會學者只會挪用「國族主義」的標籤而已。

台灣的發展固然已經脫離了第三世界的水平,經歷了劇烈的現代化與西化,過去五十年國民黨的中國化主流教育的影響也極其深刻,中國文化確實也是世界文明中的可貴資產。然而對台灣來說,這一切文化的資源都必須批判地繼承。在杜正勝先生這個世代的學者中,有不少是從小學習中國的文史哲,長大以此為專業,他們從八零年代以來經歷了深刻的反省,才回頭認識自己的環境與過去。他只不過是其中一位而已,只是因緣際會,他有了許多從事改革、批判和發言的機會。雖然,我不認為台灣從解嚴以來,社會上的「認錯」(批判戒嚴)就全部都是可取的,有些人堅持奇特的理想始終不懈(如陳映真),也頗讓我敬佩。但這些批判、反省的學者是台灣可貴的知識資產。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請問台灣有「泛藍」的「學者」嗎?假如真的有,他們的思考與批判能力,讓後人敬佩嗎?我認為國民黨最嚴重的問題就在於從不重視思想,馬英九的台灣論述之低劣無與倫比,居然還停留在國民黨戒嚴時代的羅福星、劉銘傳,漠視二十年多少人的研究成果。國民黨的落後其影響之大有兩個方面,一,無法產生真正有力的論述和民進黨對話,使得民進黨也墮落了,不重視從學界援引資源和助力。二,對於國民黨統治中國與台灣的這兩段歷史,提不出合理的歷史解釋。其結果一方面使得我們對過去五十年的認識,仍然偏重「戒嚴」時代,但台灣的政治發展不是只有戒嚴而已。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落敗、被拋棄的政權,對於自己在中國大陸的歷史無法創造出一套令人尊敬的論述、歷史解釋和說法。連帶使得被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也光采不起來。就這一點來看,中國近現代史在台灣的教學,其重要性與危機之大,令人擔憂。就算我們願意接納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歷史、接納國民黨在中國的歷史,接納這個外來的、殖民的政權(這根本就是很多學者的共識)如今已經本土化(至少在李登輝先生執掌的年代)了,那也要給後代一個說得過去的歷史。如今,中國、日本和歐美都有自己解釋中國近現代史的立場,那台灣的觀點究竟是什麼?這才是台灣的中國近現代史最重要的課題。否則,要怎麼教導下一代?

最後,回到台大歷史系。我記得杜正勝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戒嚴時台大歷史系有反抗威權的人,但解嚴後轉趨於保守。相形之下,我倒覺得其他學校的歷史系越來越有自己的特色和發展方向。這未嘗不是好事,隨著台灣各地的歷史系所的師資提昇、水準提高,我們國家的歷史知識的水平也會提昇。至於台大歷史系,就讓它繼續消耗前人努力建立的聲譽好了。

至於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就我很片面的了解(不敢說很有把握),我認為這個課綱是一群嬰兒潮世代歷史學者努力的成果。他們之間的立場、意見並不盡然完全一致,但畢竟是他們磋商妥協後的成果,也花費了非常多的心力。這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情,能夠消除歧見、共同合作,為台灣的歷史教育定出未來的方向。我自己偶然接觸過一些中學教師,我也反省自己歷史教育的經驗,我可以了解中文系、歷史系,除非特別著重台灣,否則很容易產生比較強的中國化傾向,甚至保守的傾向。但是我們活在臺灣,本來就是面對著內外艱困的世局,面對改革、面對變動,學習去了解、反省和批判,對任何人來說本來就是不容易的事,甚至是內心的煎熬。我們只能期望我們的國家、社會,能夠勇敢地面對過去,走下去。
++++++++++++
格內相關閱讀:
替杜正勝部長、歷史教科書講講話

 

1 則留言:

  1. 很好的文章,

    再深一些會更好!

    ( 偶是不是太臭屁了?)

    回覆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