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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摘要

 


李文良,〈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19:2(2012.6),頁1-29


※章節安排

  一、前言

  二、所謂「皇上萬歲聖旨牌」

  三、萬丹上帝廟與萬泉寺

  四、萬壽亭與忠義亭

  五、結論

 

※摘要

  一、前言

    朱一貴事件(康熙60年,1721年)起事群眾在旬日之間,即擊退駐臺清軍,稱帝並建立年號。但戰爭過程中族群分類對立,揭開了南臺灣閩粵族群長期對立的序幕。

    本文主要是以以下的疑問出發:義民在起事儀式中供奉的「皇上上帝聖旨牌」,具體上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牌位?為何在十八世紀初當義民們覺得需要的時候,就可以隨手取得萬歲牌,而不是其他物品加以供奉?供奉萬歲牌是從哪一個時候,透過怎樣的方式在民間社會普及流行開來?

  二、所謂「皇上萬歲聖旨牌」

    我們只能從臺灣其他地方廟宇的現存古物,來了解清代萬歲牌的形象。臺南市善化區留有一座「萬歲牌」,上書「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七字。類似的牌位,台灣至少還有三座。

    清代台灣還有一種寫著「聖旨」兩字的「萬歲牌」,例如新竹著名的新埔義民廟,在正殿神龕上方的眉樑上,安置著刻有「聖旨」兩字的牌位。屏東聖母堂也有安置「聖旨」兩字的石碑;可將它看為是民間對「皇上萬歲聖旨牌」的不同想像。

    宗教機構供奉萬歲牌普遍存在於明清中國各地,青海省的瞿曇寺,直到今天在隆國殿的玉石蓮台上,供奉著明代刻製的萬歲牌,高達六尺的的萬歲牌,以梵、漢、藏三種文字,寫上「皇帝萬萬歲」,由明朝太監在15世紀(1427年)所供置。西藏布達拉宮紅宮最高殿堂的殊勝三界殿,供奉一座藏、漢、滿、蒙四種文字書寫的「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牌位。是康熙59年(1720年),皇室派遣平逆將軍護送置拉薩,賞賜給七世達賴喇嘛。

    還有一種被通稱為「寶卷」、流傳於明清社會的宗教經卷,受到佛教變文的影響。現存明清寶卷在正文展開之前,通常會有佛說法像及三塊龍牌。第二塊上書「皇帝萬歲萬萬歲」或「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當今皇上萬歲」。萬歲牌的存在肯定有助於模仿一般佛寺講經儀式而來的宗教活動,宣示其儀式的合法與正當性,尤其是政府高壓取締民間宗教結社的時代。

    清代民間宗教機構供奉萬歲牌,應該是來自民間佛教宣講寶卷的傳統。


  三、萬丹上帝廟與萬泉寺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在事件平定後不久進呈給皇帝的報告中提及,粵籍義民誓師起義的地點是「萬丹社」。由於「社」在清代臺灣是指稱非漢民的原住民部落。但清代的下淡水平原雖然有被稱為「鳳山八社」的熟番部落,卻無一名為「萬丹社」者。筆者認為,在地名之後加上一「社」字以表示漢人聚落,可能跟明鄭的政治遺留有關。

    康熙60年時,下淡水粵籍義民,給地方官員的一份稟文中,比較精確地提到他們最初發起武裝軍事行動的地點是萬丹上帝廟;明鄭官方所扶持的祀神主要是關公以及玄天上帝。研究成果提醒我們,萬丹民社、上帝廟及明鄭統治之間,可能具有一內在關聯。

    儘管現存文獻一直沒講清楚,但傾向的結論:義民最初所供奉的萬歲牌很有可能是來自萬丹上帝廟。

    現在的萬丹地區並沒有一座名為「上帝廟」的廟宇,一般認為位於今市郊的萬泉寺,就是上帝廟在嘉慶年間改建而來。然而,十九世紀末的《鳳山縣采訪冊》,卻說:在「真武廟」(玄天上帝)和「觀音寺」的類別中,分別記錄兩座寺廟。最晚在十九世紀末,在建築和名稱上是一座廟的「萬泉寺」,感覺還是兩座廟。根據方志可以推測,萬丹地區最早的寺廟應該是主祀觀音的「萬泉寺」,隨後在康熙末年,才出現主祀玄天上帝的「上帝廟」。至少在十八世紀時是兩座寺廟。

    粵籍義民在康熙60年起事抵抗叛匪勢力時,雖從東邊的近山地區遠來閩籍大本營的萬丹,但他們並沒有進入市街內,而是在郊外的上帝廟舉行祭祀儀式,他們可能也將上帝廟作為戰時的前線軍事指揮所,從下淡水的自然環境來看,粵民大本營(現在的六堆)內縮在東側沿山地帶,萬丹則位於平原核心地區。義民不是在自己的本據,而是往西來到萬丹發起戰事,應該是基於戰略和整體佈防的考量。

    據萬泉寺保存的古碑推測,原本的上帝廟最晚在十九世紀初改名為「萬泉寺」。寺廟名稱在十幾世紀的變化,與其說是一個單純的改名或合併,倒不如說是恢復了原本以觀音信仰為主的佛寺。原因可能是住持應璋的個人魅力與民間宗教信仰的改變有關。另外,十九世紀下淡水平原又發生了兩起重大的閩粵械鬥,以及閱讀萬泉寺和六堆天后宮十九世紀的石碑,可充分感受到閩粵之間彼此涇渭分明,但各自地域內部卻又存在跨村落之區域整合的現象。

  四、萬壽亭與忠義亭

    在叛亂初步獲得控制後,由兩位義民領袖率領三千名的部眾,護送萬歲牌到臺灣府城的「萬壽亭」供奉。

    萬壽亭是康熙50年(1711年)時,台廈道陳璸為了慶賀兩年後的皇帝六十大壽所倡建。六年後,台廈道梁文科又以「規制弗完,恐褻君恩」,會商地方文武共同捐資擴建。萬壽亭也成為十八世紀上半葉臺灣地方文武官員舉行朝賀儀式之所。朱一貴事件時,義民們一路往府城前進,將萬歲牌安置於萬壽亭,看來是相當合理的舉動,因為萬壽亭是臺灣當時最符合皇帝身分的地方。

    南臺灣粵民和萬歲牌的關係並沒有隨著供奉在萬壽亭而結束。目前至少有三份十八、十九世紀末的文獻中提到,他們在地方一座名為忠義亭的廟宇內供奉萬歲聖旨牌。推測是原本在萬壽亭的萬歲牌,在朱一貴事件平定後,被迎回下淡水粵民村落內長期供奉,這個過程有點類似於今日廟宇進香的概念,是經過府城萬壽亭的奉祀加持後,才回到鄉村來。

    忠義亭普遍被認為是朱一貴事件後,由總督覺羅滿保為「粵庒義民」建。但想成是特意興建,倒不如推測粵籍移民將村落內早已存在著的一座廟宇,用來供奉萬歲牌,並改為忠義亭。

    更核心的問題是:粵籍移民在地方上供奉萬歲聖旨牌,對地方社會到底有什麼具體作用呢?十八世紀林爽文事件,福康安前往南部恆春掃蕩殘匪的回程中,曾經親自來到供奉萬歲聖旨牌的萬壽亭,入門後「先謁萬歲牌位」。清代征臺最高指揮官親臨忠義亭並謁拜萬歲牌,肯定也提升了忠義亭在地域社會的地位,我們可以從社會動亂中,看到萬歲牌位地域社會所帶來的威力。

  五、結論

    供奉萬歲牌的忠義亭,也成為一整個清代南臺灣粵籍移民的重要象徵。一旦地方社會發生動亂,他們就聚集在忠義亭,誓師起義,募集武裝人員,分配軍餉,並指揮民兵作戰。直到今天,忠義亭、義民的歷史,還和客家的族群認同具有深厚的關連。

 

※心得

    這篇近三十頁的論文雖不算長,再行文中卻不時援引稟文、方志、石碑…等,並且精簡地介紹不少的瑣碎的內容,第一遍瀏覽全文時,讓我抓不太住重點。直到第二遍閱讀邊做摘要邊參考上下文,以及小節標題,才慢慢抓到脈絡。是做摘要時的一次難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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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洪麗完,〈從清代「社」之多重性質看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以臺灣中部為例〉摘要

 


洪麗完,〈從清代「社」之多重性質看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以臺灣中部為例〉,《台灣史研究》12:1(2005.6),頁1-41


※章節安排

  一、前言

  二、自然形成之「社」

  三、外力介入與村社關係發展

  四、社群互動與大小屯組織

  伍、結論

 

※摘要

  一、前言

        透過清治下「社」的性質分析,作者試圖討論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之因素,一則描述平埔社群彼此間自然形成的互動網絡,一則討論清治下不同族社如何在統治策略的操縱下,影響彼此的關係。本文除了自然(血緣)村社的關係、地域社群網絡的的行程外,特別從殖民者的統治措施,考察「社」的性質,以及「社」的多重性質對社群關係發展的影響。

                 討論的範圍,主要以濁水溪和西湖溪之間的地理區域(濁水溪的下流段)。亦包括亦涉及西羅溪以北,直達鳳山溪(鳳山溪流域經國新竹縣及桃園市)北岸的平埔村社。(頁3-4)

  二、自然形成之「社」

    (一)血緣社群

    1.自然村社

    文獻上最早以「社」指稱台灣南島語族居址者,可能為福建陳弟的〈東番記〉陳第於十七世紀初(明萬曆三十年〔1603〕)所見為臺灣西南部的村社景觀。該文載:「種類甚繁,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而康熙六十一年(1722)出任台灣御史的黃叔璥的《臺海史傞錄》則記:「社之大者,不過一、二百丁,社之小者,止(只)有二、三十丁」由於黃氏的觀察對象為臺灣中、南部的平埔村社,尤其偏重中部的情形,其對社的描述與陳氏有所不同。

                 值得討論的是,明清時代官員都以「社」為單位來指稱南島語族的村社,然而對「社」的定義並未加以區別。

                 從荷治時期的牛罵社、沙轆社、大肚社、朴仔籬社等例子來看,「社」即為平埔族自然形成的村社,也是其傳統社會組織的最小單位。而所謂部族及各血源村社間的基本地域範圍。部落村社間的關係,除了表現在部落組織上,也在社會經濟網絡或婚姻關係上呈現。

    2.血緣村社與部落關係

                 關於清代一個部落擴散、分枝發展為幾個血源村社的例子,以在大甲溪南北兩岸活動的岸裡新、舊社的形成過程,最為具體。十八世紀三○年代蔴薯社的的部分社人移居大甲溪南岸,形成岸裡新社。並以岸裡新社為中心,進而借用官方力量的的支持,建立統轄岸裡、樸仔籬、烏牛蘭、阿里史,掃捒等社的新領導系統。

                 各支社各有生活領域,支社間的關係則在祭儀與婚姻網絡,以及十九世紀的移居活動上表現。

    (二)地域社群

                 以「崩山社」為例,歷史初期所謂崩山社是指生活於西湖溪與大甲溪之間海岸平原區的土著族群,依其地理位置,由北而南,包括吞霄社、苑裡、貓盂、房裏、雙寮、南日、大甲西、大甲東等社。其生活領域,所處地帶為臺灣中北部丘陵區之苗栗丘陵南端、西部平原之大甲溪北端

  三、外力介入與村社關係發展

    (一)跨「社」設村社公職人員

                 清初基於漢人與非漢人隔離的政策,仍用本社土官管束。土官除了約束社人,總理社務外,尚負責辦理力役與輸賦等職責;一般由「社番公舉」官方認為適任則給予牌照。清廷為了與中國內地世襲土官分別,乾隆四年改土官為「土目」。

                 土官之外,官方又在村社設「通事」一職,通事多為熟習原住民語言、風俗的漢人。與漢人接觸之初,土官多不知文字與算數,亦不習官方制度,假手通事,通事權位因而逐漸高於土司之上。

                 此外,村社普遍設有甲頭或甲首的職員,為通事或土官所派,也有理番廳給領戳記者。其位在土目之下,番差、蔴踏之上,在社內有相當地位。

                 至於這些因國家統治而出現的跨「社」公職人員,逐漸掌握村社的事務,其權威並逐漸超越傳統村社領袖之上。

    (二)以「社」作為餉稅單位

    清領臺灣時,國家對漢民族徵稅的同時,也對非漢民族徵稅,但所徵者為以陸餉為主的「番餉」;「番餉」的繳納,概以「社」為單位,因此又稱「社餉」,繳納社餉者為「熟番」,而作為一個賦稅單位性質的「社」,大約可分為以自然村社以及地域社群為基礎者,皆與清代以前的贌社制度有關。

                   清代作為餉稅單位的「社」,源自於荷鄭時期以地域(如崩山社)或地緣性社群(如大肚溪流域的半線社、大肚社)為基礎的贌社制度。而在清治時期稅賦改革行政措施以「大社附小社」為納餉的原則下,「半線大肚社」被析離為兩個獨立的納稅單位。為外力介入後的發展,極不同於自然發展的村社關係。

  四、社群互動與大小屯組織

    (一)番屯制設立背景

    十六世紀六○年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確定土牛新界後,雖然在制度上安排「熟番」守隘並將新舊埔地開放給「隘番」陞科管業,從而將新界外地代全數棄為荒埔之地。然而漢人侵墾越界之事並未因此被遏阻。十八世紀乾隆中葉面臨臺灣漢人社會快速發展,豪強勢力坐大的壓力,清廷乃有清釐邊界、打擊越墾漢人豪強並將「熟番」安置在界外平埔,成為區隔「生番」與漢人的中間層,即實施族群三重制重分布的構想與落實。但八○年代初期(乾隆四十七年〔1782〕)首度爆發的漳泉械鬥,意味著漢人人口已多到足以忽視「熟番」非漢族群的生存競爭壓力,而在漢人社會自成不同的敵對群體;八○年代中葉(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則表示官方向來堅持的畫界遷民政策完全失敗。平定林「亂」的過程中,平亂大將軍福康安認識到「熟番」之可利用,事後的改革中清廷擴大利用「熟番」的武力,再設「番屯制」。

    (二)大小屯組織與社區網絡

    設屯的目的在於以「熟番」為屯丁。

                 大小屯組織的依據,主要是以地緣關係與社區內在網絡,如地緣性社群、地域社群、血緣社群為考量的基礎。

                 番屯制施行以前,雖設有隘番制,但隘丁並未完全納入國家管理,而且不是所有「熟番」皆參與隘防工作。設屯之後,番屯被正式制度化、官僚化,並納入國家軍隊的一部分;清廷民族相制政策的運用,平埔族一則被用以隔離「生番」與漢人,一則成為漢人社會的重要秩序維護者,這種對於漢人移墾社會的發展,以及「生熟番」族群與漢人族群的區分,具有強化作用。

  伍、結論

    清代的「社」的性質至少可以分為五類:其一、自然形成的村落;其二、由自然村社拓展而成血緣關係的「社」;其三、基於地域因素,若干自然村社被整合成地域社群的「社」;其四、以自然村社或血緣、地域或地緣性社群為基礎,組成納餉單位的「社」;其五、基於行政措施,若干自然村社或血緣、地域社群被整合成行政社群的「社」。

                 十八世紀九○年代依據平埔社區網絡、地理關聯性的考量設置番屯制。其對「熟番」集體意識的發展,及體會到他們與漢人、「生番」他人的區別,有強化作用。

                 過去研究者視之平埔族社群為組織鬆散、各自為政的社會,恐有修正的必要,至少從清代中葉以來,平埔社會已有極不同的發展

 

※心得

           清代治臺利用治理平埔社群「熟番」的社,在經濟與政治方面,因應各個時期的變化都有靈活的運用。後來的熟番的番屯制更使漢人與生番間的區隔與管理有其重要性。爬梳這些史料,而得出與過往平埔社會鬆散不同的解釋,能感覺到學者的用心與組織力,是我們可以效法學習的地方。